重稅之外，貪污橫行。孫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，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“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，只有一個原因，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(tǒng)的貪污。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、水災、疫病的主要原因。”我們深知，貪污是一種不光彩的，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的行為，所以實施貪污者往往隱蔽和遮掩其行徑，而在民國初年的甘肅，軍閥政府為了維護個人私欲，已經不顧羞恥，赤裸裸的向人民實行搜刮和搶奪。腐敗的苛政將人民陷于水火之中，大大降低了其抵御天災的能力。而且由于執(zhí)政者無視人民，天災來襲時，往往只顧個人私利，棄災民于不顧，大大加重了災害的破壞力。1921年固原縣知事萬寶臣侵吞省撥建修費銀幣6000元，擅自拆孔廟大成殿等建筑物，重修地震倒塌縣公署。因此，地方當權者不僅未在地方做任何有益于民的作為，反而盡力盤剝，加重人民的負擔。

近代以來橫行的煙毒也是加重西北地區(qū)災荒程度的重要人為因素。民國政府雖然設立有專門的禁煙禁毒機構，并且頒布了一系列看似明確的禁煙法令。但是，面對鴉片貿易所帶來巨大利潤的誘惑，以及為了補充軍費和滿足“土皇帝”生活的窮奢極欲，西北各地軍閥紛紛強迫百姓廣泛種植鴉片，并且暗地里支持鴉片販運，使得鴉片種植一時泛濫成災。在甘肅省，自始至終沒有嚴格按照中央政府的法令辦理禁煙事務。地方軍閥往往打著“禁煙”的名號，只將交通便利地區(qū)的鴉片加以鏟除，暗地里卻強迫偏僻地區(qū)的農民種植鴉片。此外，不論農民是否種植鴉片，都必須繳納煙畝稅。1922年，甘肅省督軍陸洪濤為籌集軍費，大開煙禁，固原種植罌粟面積顯著增加。1924年甘肅省有著七萬至八萬名軍隊完全靠鴉片稅維持，每畝鴉片賦稅為八元至十五元不等”。寧夏的“種煙之田多系肥沃土地，建省以后，財政當局按畝征收，且不問農家田畝是否種煙，一律需照種煙田畝征費”。有報道表明，在1922年，從甘肅省的東北部通過該省中部直到平涼和省會蘭州，遍及甘肅省西北部直到安西以外的戈壁邊境，鴉片的種植面積與往年相比較大大地增加了。鴉片的大量種植，首先導致的問題就是糧田面積的減少，整個甘肅省區(qū)域內糧食總產量大大降低，進而導致糧價上漲，大大加重底層人民的負擔。章有義認為西北五省之中，無論哪 一省，本來只要把田地的十分之六、七種成米、麥等可食用的東西，這些地方的人民不但不會擔心糧食不夠吃，而且還會有剩余。但是，隆德縣“民國二十至二十四年，全縣計種鴉片10000畝，吸食者6000余人，屢禁不絕”。1925年的甘肅，除過極少數較為貧瘠的土地外，每一縣都大規(guī)模地種植鴉片。長此以往，農田大多被種了鴉片，糧食的總產量大大量減少，面粉的價格激增不已。糧食作物的緊缺、糧食儲備的嚴重缺乏，嚴重削弱人們抵御災害的能力。所以，李文海認為西北地區(qū)之所以饑饉遍地，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大面積地種植罌粟而導致糧食產量銳減。